孤星一枚在天上。

从杭州上高速起，它一路尾随了我六百里，估计想看看我究竟奔哪儿去，干什么。

过了江浙省界就是广丰县。二更天，油耗已大半，车灯所及是空白生长之路。夹道欢迎我们的，除了伏在道旁假寐的树，大概就是无家可归的孤魂了。

以一个常年客居外省之人谬见，就算是鬼魂，也是故乡的要可爱。

广丰是妻子的故乡。我们同省不同地，方言间的落差有如两个国度，十年了，我仍然仅能从一滩比浆糊还混沌的广丰话中译出只言片句。可以说，在广丰，我的语言悟性堕落到了文盲的程度，但这不妨碍我将其视作情感意义上的另一个故乡。在我心里，省界就是村界。看到高速上闪过的广丰标志牌，相当于看见老家村口的牌坊。

旧历年底，我在广丰以两种身份存在，一是吴村女婿，一是搬运工。岳母开在吴村镇上的商铺十多年来几易其名，过去叫冬莲超市，现在叫百福驿站。在“驿站”里，我的身份标识是一件蓝大褂。写文章，我肯定不如卡佛；但披上蓝大褂干活，我就未必逊色，起码我不因酗酒耽误正事。妻子的继父也爱喝酒，三餐离不了，酒一上头，腿风湿就来犯。几年前，年关正忙的时候，他腿痛得挪不了身。我临危受命，顶替他送货司机的角色，跨上三轮大摩托，拖着各种乡人采购的年货巨鼠一样在乡间乱窜，没几天就把整个镇子的底细摸清了。继父年近六十，头顶有点荒凉，长相神似莫言。他对我语言储备最大的开拓，是一句上海话：八相。前年夏天，因为多年不加节制的吃酒八相，他终于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躺了整整半个月。出院至今，仍顿顿酒不离口。但愿他此后能稍加努力，将酒斟得浅一点，再浅一点。

真正的岳父，我无缘亲见。十五年前，他因肝病早逝。没有了爸爸，我未来的妻子除了要走出悲伤，还要走出小姑娘的柔弱之身。多年后，与她在大学相识到一定火候时，我发现她的手掌心密布着一道道细小沟壑，还有各种猫伏的与年纪不匹配的老茧，那是多年的过量劳务所绘制的。她的性子有点冷，有点倔，这些冷与倔所炮制的种种难关没有把我吓跑，相反，让我追根溯源地私自培育了更多责任感。我喜欢把她当成小女孩，似乎活在童话中。世事唯艰，只要我在，她便有足够的理由猫下身来做一个不愿长大的女版小奥斯卡。我九岁的儿子了了不理解我的种种言行，他总说，爸爸，你是活在想象的世界里。

吴村集镇也是我想象的世界之一。它也许是太真实了，真实到如同虚幻。

镇子不大，一条脐带般营养丰盛横贯东西的长街，医院、宾馆、药房、饭店、邮局、银行、衣店、蛋糕房等，是构成它的主要配件。每日，晨光从它的东边起，暮色从它的西边落，像任何别处一样。百福驿站嵌在最中央的位置，我在这里忙活，顺便看各种的人，听各样的事。当然，听是听不懂的，但我能看出一些端倪，比如这天赶集，我发现那个穿军绿棉袄卖膏药的中年男人没来。他曾经来了八年，甚至更久。我第一次到吴村的时候，他就在了，支着一根挂满小物件的木棍，被人群遗忘般地立着。我忽而消失忽而显现的这些年，他也铁打不动地在着，木头般杵在马路中央，人流像水疗一样漫过他，偶尔以几张邹巴巴的零钱和他交换几片膏药或剪子菜刀之类的小工具，为他注入有限几日的营养所需。天冷的那些日子，他会戴一顶遮耳的绿色毡帽。没错，绿色，绿巨人那种绿。想到他，我的眼眶里就会浮现一个绿人。透过他木然的眼神，我微微感受到人世间的一种不可言说的辛酸。

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任何一次交流，他也许压根不知道我的存在。他是绿的，我是蓝的，我们的颜色相差无几，某些时候，我们都囤积了一些基于自身颜色的忧愁，而无暇顾及其他。这样说，并非自我粉饰，曾经有不短的一段日子，我逃兵一样从外省滚烫的战场溜回来，没有正经工作，就是一袭蓝大褂，在这条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街上，无比沮丧地活着。我重返战场多年后的再次回来，依然算不得凯旋，仅仅是比过去更能咬紧牙根忍受其中弥漫的菜市鱼摊般的腥味。

再次披上蓝大褂，有种久违之感，仿佛钻回了早年的肉身。回到吴村的第二天一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汇入这丛林般的大街，拨开层层枝叶，找寻那棵岿然不动的绿树。显然，这条镇街要让我失望了，它吞噬或消解一个人的能力一点也不比城市要弱。当你以为一个人会像螺帽一样终其一生卯住某个点位时，总有不绝如缕的妖风使之一点点松动，然后在某刻终于脱落，消影无踪。仿佛，从未来过。

可以让我行文底色稍微透亮一点的，是一对父女。他们至今仍完好且安静地在着，在镇上走来走去，随时可以被我忙碌的余光捕捉到。父亲是盲人，也是算命先生。他有两根盲杖，一根是木棍，一根是他八九岁的女儿。这两根盲杖很多时候又合二为一，女儿握住棍子，棍子握住父亲，这样连成一线，挤在人群中，一步是一步地在大街上走着他们一眼便是尽头的人生。这样，父亲就有一只手空出来，这样，空出来的手就可以握住点别的，是两瓣铁皮，在他手掌的轻轻摆动中叮叮作响。他们叮叮当当走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但很少有人听见他们的存在。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也没太看清样子。在集镇上，我差不多是全聋加半盲，因为两百多度的近视，一个人离我超过五米，脸相便雪花一片了。可我不习惯佩戴眼镜，似乎没有将世界看得过分真切的迫切需要。在半清半楚之间，我与世界相敬如宾。

镇上这位盲人和我一样，也没有佩戴眼镜，他似乎也没有用黑色镜片隐藏自己眼睛的需要。凑得足够近，你能看见他深陷的眼窝呈现一种皲裂的洼地状，仿佛用力眯着以免魂魄涣散，眼眶周围的皮肤会因突然强烈的光照微微收缩一下，给你不曾失明的错觉。也许，这确是我记忆中的幻觉。像我儿子说的，活在想象的世界。他们也是我想象出来的，因真实而虚幻。顺着盲人父亲在集镇漩涡中有如执念的行走轨迹，我远远地看见了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中的两个盲人。老盲人对小盲人说，弹断1000根弦便可迎来曙光。弦就是小盲人一生的执念，直到被最后一根彻底瓦解。盲人父亲的执念又是什么呢？他在为别人测量命运走势的时候，是否也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套？他是否也私藏着1000根弦的终极信仰？他当然是不弹琴的，他的手很忙，一只握着职业的铁片，一只握住女儿所牵引的棍子，属于他的弦也许就藏于其中。翻开以前的日记，我发现他们八年前就走进了我的视野：

……另一个是算命盲人，四十岁上下，住在街道背后的一栋瓦房里。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两瓣能发声的铁皮，叮叮当当地游走于小镇的每个地方。一个晌午，他慢慢悠悠地从店铺前走过，妻子问我，要不要找他算算？我听出来这是她的一个玩笑。另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条黄昏的巷子里。我刚送完货，踩着三轮车回来。在老电影院外，我看见他被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拉着手一前一后地走着，拐进一条更小的巷子。里面应该是他们的家，小女孩走得很慢，慢到可以成为一个停止的颠倒了秩序的镜头。我忽然觉得算命瞎子是如此幸福，因为有一双澄澈的眼睛为他照亮着道路。

八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天翻云涌，这条街道仍有不少秩序是一成不变的。这对父女便是其一。我在邮局的巷子里停车搬货时，发现了他们。准确地说，我是用余光瞟到了身高顺序颠倒了的他们。一高一矮两具侧影从我的车窗外一闪而过，然后在后视镜里逐步萎缩变小。使他们身高梯度发生颠倒的不是镜子，而是时光。没错，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当你在心里还将其定格为小女孩时，她几乎神迹般的长大了，从齐肩父亲到高出一个头，出落为大姑娘了。不仅是身高，体型的弧度也比父亲要更圆润、健朗。父亲实在是太瘦了，在女儿面前瘦成了一个老小孩。时间的魔法就是这样，当你穿过镇街烂泥一般粘稠的市声，以为一切一如从前，其中总有某些细节在你毫无察觉中松动了、切换了、倒置了。所不变的是这条线，女儿、木棍、父亲连成的那条线，这根琴弦，在时间之手十数年的持续拨动中，为小镇中乐听天命的耳朵源源不断地着输送或此或彼的音色。现在，拐出巷子，这一高一低两个身影向街的东面缓缓移动着，永恒的暮色正从街的西边悄悄向他们包抄过来。

也许，我应该上前，听听盲人父亲为我弹拨怎样的弦音。也许，我的小舅子更应该上前听听，那样的话，他后来的消失不至于让我们如此猝不及防。

我的没有了爸爸的妻子，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不孤单。一栋房子痛失了血脉的支柱，就该由更高的个子顶着，从前是她的哥哥，现在又加上了我。她的哥哥初中辍学，曾先后蹲坐在深圳、成都汹涌的人流中，俯下身来，为四面八方的赶路之人擦拭鞋面的灰尘、修补鞋底的漏洞。十多年后，腰终于躬得僵硬了，他不得不转让了店面，选择回到吴村镇，接过岳母的百福驿站，开始了在故乡同样热气腾腾却可以稍微直起腰身的迎来送往。可是，他对自己的腰并不能全权做主，当妹妹患脑肿瘤时，需要他来为我分流部分重负；当继父因风湿腿痛住院时，则是全部的重量负于他一身。他跑了杭州，又跑上海，风尘仆仆，一刻不停。年前，他又因为弟弟的某种突然又深刻的变故急匆匆跑到了南京。他在南京的街头逗留了两日，没能见到弟弟，只有警官冷冷转述的只言片语。只言片语，却有千钧之力，使他劳损的腰椎再度一沉。他背靠一根电线杆，瞻仰这古都千楼万厦，终于不再有说话的力气。那日，我们于南京的暮色中分别乘车离去，脸色凝重，不知道如何向岳母、向期盼归人的镇街、向故乡的草木转达这则无言的消息。

年关终至，岳母等回了女儿女婿，等回了外孙，但没能等回她最小的儿子。她等了一整年，储蓄了一整年的梦。她从屋内迎出来，给每一个回来的人张罗了一张笑脸，孩子般天真爽朗的笑。有些东西捂在我们胸口，紧紧捂着，我们生怕不小心泄露了，让她和我们一样，猝不及防地提前长大。我们将消息打了一折告诉她，我们告诉她小儿子迟早会回来，只是出了点小偏差。等过了春节，等一切尘埃落定，等到我们终于捂不住了，也许不得不将漫漫刑期偷换成归期告诉她。

可是，对于妻子天上的爸爸，我们又该如何说呢？——

暮色中，眺望那山

山中有你的爸爸

我无缘所见的爸爸

头顶有荒草和虫豸定居的爸爸

与最深的树根促膝长谈的爸爸

你十四年忍住从未喊出的爸爸

此刻有多少人眺望那山

就会冒出多少个爸爸

但我只关心你的爸爸

爸爸，你的女儿很好

爸爸，我们的妈妈很好

爸爸，你心疼的小儿子——

总有一天，也会好起来。

醉根说

一个要动用“宫”与“国”这样的恢弘之词才足以概括的地方，我的笔力再怎样妖娆，也难以描摹万一。

手头有本杂志，是从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顺回来的，叫《醉根》。这个词就从容写意多了，宫与国说的是整体逼人的气势，醉则指向骨子里的气质。严格说，在根宫佛国，醉的也不是根，而是人，使这些盘综错杂的树根脱胎幻化为万象之人。你很难想象，一个（群）人不醉，是怎样运幄庖丁解牛的技法，和一桩桩枯木终日厮磨八年，使它们以“五百罗汉”的形态获得新生的。

山坳间，环绕三座汉唐风韵的大殿，盘束着一座六百米的蛇形长廊，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以打坐或静立的姿势将其据占。样貌、神态、穿戴，乃至衣袂的纹理，眉头的褶皱、髭须卷曲的弧度，无一雷同，似乎，每一尊罗汉都有自己的身份编码，独一无二的生世履历、思维秉性。乃至肤貌，也非清一色的东方韵，个别也汇入了域外血统。一尊鼻翼挺拔、浓须低垂，神似恩格斯的根雕罗汉，让我驻足并与之对视了几秒，招架不住他蓄满怪力的眼神，赶紧扭转脑袋，佯装无恙地观望别处。这样走着，廊道无形中被抻得更长，与每尊根雕的对视貌似蜻蜓点水，实则暗流涌动。如此盛大的根木集会，无声，而近乎于令众耳骇然的啸。

得承认，我尚未具备与之对话的能力。半秒钟的凝视也心虚。

常常是这样，面对过于精深博广之物，我一句话也发不出来。只是默默地看，专注着听。置身长廊，隐约有股阴沉的土腥气，粘鼻入袖，让人魂难自守。于是想那刻刀是在谁手中腾转游移，化凡为非凡的？出神之际，从诗人赖子先生口中捕捉到一个名字：徐谷青。关于他，我此前一无所知。赖子也未以更多绍介扫清我心头的迷雾，只是在名字之前，缀以“大师”二字。后来得知，这个称号并非他的私自加冕，而是二十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这是开化乃至全国根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作为眼前这宫与国的创立者和掌舵人，是他赐予了五百罗汉的生命？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解放，以刀，以电钻，以一对醉醺醺的慧眼，以针芒透骨的信念，从一截截废弃的龙眼树根中，解放了他们，使之获得浴火般的重生。

浪迹根宫一下午，草览上千件作品，我的一点体会是，所谓根雕，并非凭空造物，或随根赋形，而是信仰，相信根中藏人匿物；根雕师要做的，无非守住枯冷与寂寞，在电钻旷日持久的咆哮声中，在片片木屑的惊声乱舞中，接通自然的鸿蒙之气，据造物者之神旨，于恰到好处的减法中，使之一点点脱胎显形，无光自耀。

艺术家眼中从来就没有无用之物。这五百罗汉的前身，据说是广州郊区一片龙眼树林，葱郁绵延，赏心润肺。每至盛夏，向羊城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鲜嫩多汁的果肉。后来白云机场开建，树锯断，根伐起，浩浩乎千余株，这张牙舞爪的根脉离了土，便再无向上施展拳脚、挂叶吐果的能力，堆在荒地里成了让建设者颇感棘手的废料。几乎同时，在浙江开化马金溪沿岸的山林间，游荡着那位满面愁容的根雕大师，他那颗羸瘦的头颅里刚孵化了一项创作五百罗汉根雕的宏伟构想。偶遇的每一棵树，似乎都藏匿着一尊罗汉，令他驻足摩挲半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远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某处荒地里，堆积如山的龙眼废根正对他翘首以待……

万物的前世今生、命途流转，都是上天早已排好的剧幕。树如此，人如此。

而艺术家们的坚信无用之用，便是无数树根涅槃重生的催化剂。在开化，怀抱这种信念的根雕艺术家，不止徐谷青一人，散落民间乡野的，达数千之众。这大概是开化根雕艺术得以焕发旷世神采、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内在基点吧。

从当年一个不知名的根雕厂，到如今极尽修辞也难以描摹的根宫佛国，这是一条怎样陡峭艰险的攀升之路？

在吾佛开心大殿，佛雕以群论，当是这体量已足以让你晕头转向。在以吨为计量单位的根雕作品中，你感觉不到创作者那把刀柄毫厘的虚与委蛇，或意志的半寸漫漶。我的证据是一尊垂首酣睡于臂弯间的弥勒佛，只有凑近，你才能发现一滴饱满晶亮的口水孤悬于嘴角，将落未落之间，憨态之性尽显。

更多的，超出了我的经验，无以言说。像一只久居洞穴的蚂蚁，忽然置身象群，因惊异而哑口。这殿，那塔，嵌于茂林，举于峰顶，如榫卯相接，自洽妥帖。佛融于根，根融于殿，殿融于这春色怒放的山间。整个下午，我和几位诗人有如瞎子摸象，方才还陷于一汪油油的树阴花影中，说笑间数步位移，昂首即是鳞瓦与飞檐勾勒的半个盛唐。月老阁、长寿殿，赖子张开臂弯，向我们指点江山，说不定就有一个脸颊酡红的当代李白藏于这深宫，正捉起长袖舞墨挥毫呢。

正走着，从一座殿内闪出两个人影，当然不是李白，是开化本地的两位小说家，应赖子之邀而来。于是两队并作一队，继续深入这视觉的探险。这殿与殿，廊与廊，仿若迷宫，让人前路不记后路。所谓的险，也不止这根雕艺术的震撼，高达数米的儒释道根雕群像之上，一块四字篆书的巨型匾额已让这群文人面面相觑。大家猜猜吧，猜对有奖，人群中一个声音响起。观摩片刻，诗人吕煊和我分别念出了首末两字，是天与福。中间二字则一时成了未解之谜。后根据近旁牌子上的注释，一众文士才将其拼凑完全，哦，“天官赐福”。

他们走远了，我还滞留原地拍照，轻声喟叹。儒释道，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齐聚一殿，以根雕之身寂寂交谈，达成某种令人惊叹的和解。似乎，也隐喻着，无论文化的枝丫向上如何生长，思想的经脉如何分蘖，终归要根系大地，土壤才是一切文化教派的营养与渊薮。众览眼前群像，无一不是根分两段，上部绘形，下部写意。形在意上，意为形补。这“像”，自根而来，活脱脱的，有了骨骼，有了面容，有了精气神。嬉笑之，怒目之，冷对之，冥思之，欲言之，似乎你上前就能与之握上手，搭上话。他们的从容笃定，自根来，又还归根处。那像与根之间的黏连地带，仿佛根雕师特意留下的空白，可意会，可篡改。

又想到那个词，醉。醉生百态，体现在根上，也就有了无限可能。我愿意将那些根雕师视为诗人，斗酒诗百篇，说的也是徐谷青，以及更多我尚未谋面的与根共舞者。看根雕，就是读诗，读其中的韵律、神思，读那惊鸿一笔，与那背后之人的淋漓醉态。那晚“宫”内的酒桌上，确实有人醉了，数两白酒下肚后，或唱起京剧，或颂起诗，唯一余姓玉雕大师默然不语，偏安一隅自斟自酌。当话题转向玉石，他陡然来了兴致，与小说家孙红旗论及某某玉的硬度、成色，又修正着我关于玉雕的误解，说玉非雕就，乃琢，琢方成器。后又环桌示以贴身自制和田小玉，方寸之间，蝇头行书，亭榭台阁，梅竹摇枝呼应，令把玩者瞠目不已。

说到底，玉雕根雕者与诗人都是一类人，因醉而神思飞扬，因飞扬而臻极致。

当晚，我见到了根宫佛国背后那位持刀的醉者，在枕山而卧的景区酒店，三十英寸液晶电视里。他坐在一张凳子上，背对一尊褐亮的佛雕，面向镜头，向困惑如我者以轻若游丝的句子宣扬了他对根宫的理想、对美的执念。脑后束小辫，不算浓郁的络腮胡沿着两颊与下颌醉意滋长，未出离一个码字工对根雕大师的基本想象。

交代一句实话，离开根宫佛国后，我想得更多的，其实不是徐谷青大师的作品。因其大，因其磅礴，因其皇皇，非我可以消化。在我脑中反复重现的，是一件无名者的无名之作。盖因其小，人脸一张，扭曲扁状，似乎承受了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外在挤压，脑骨外露，鼻子塌陷，嘴巴撕裂般向上歪斜，半吐着舌，眼睁一闭一，豆粒大小，空洞着，如被现实的针芒刺透。据说这是根宫佛国举办的“醉根杯”国际根雕大赛获奖作品。我疑惑为何边上没有任何标注，身旁人员笑说，兴许是个安慰奖吧。

不知为何，这件作品让我脑子遨游万里，联想到早已仙逝的卡夫卡，以及他笔下那个毕其一生也未能跨入城堡半步的无名氏——K。

兴许也是我的命途——前世或今生。

惊梦及其他

150。称重器上显示的数字，闪现在2019年末的某夜梦中。

二十二年秉承一把瘦骨，随便一阵风就可以把我打败。一米七五的个子，最重时也没超过126斤。恋爱那几年，即便情浓似蜜，也没法让女朋友的脸蛋在我肩上安之若素。好几次坐车远行，相依而坐，一颗热恋中晕眩的脑袋在我肩膀上甫一落下，便倏的弹起——这是我成长史上一道无人觉察的暗影。

2012年初，当女友的身份刚刚切换为我儿子的母亲时，我终于有了一次向肥胖发起冲锋的最佳契机。它被我非常完美地把握住了。月子里所有令妻子反胃的鸡鸭鱼肉，统统流进了我的身体，化为了我脂肪的一部分。不到两个月，我的体重就飞蹿至155斤。几个月前刚买的白色T恤，被我突然发达的上身羞辱得鼓胀不堪。我拍了一张照上传到空间，朋友那宾满脸惊愕：宝光，你怎么胖成这样了？！感叹号所显示出的震惊程度，好像我换了一副肉身似的。这句疑问式的表扬让我欢喜了好一段时间。

这个美妙的数字没持续多久，便断崖式下滑到了140。那时，初为人父的我剃须断发，开始了在杭州的漂泊旅程，每日都为吃饭的问题烦忧。炒粉、蛋炒饭，是我入杭头两年的固定菜单，隔日切换。六块钱打发一顿饭，在一座号称天堂的城市，这已是活着的底线了。那种生活的后续影响是，我现在出门看到“沙县”二字，胃部便立马腾起一股恶心。

最近和朋友C闲聊，他帮我再现了当年的一个场景。有次他到我租住的周家园225号看望我，晚餐时在巷子一家饭馆点了份肉末茄子，看着盘里油晶饱满的肉粒，我随口感慨了一句：“好几日不识肉味了。”没有料想，这句平常的话，竟在朋友头颅中盘踞了七年。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听闻这句话，心头泛过一阵酸。他把我的话转述给另一个朋友，以此彰显那位朋友的幸福指数，话里同时掺杂着某种告诫的意味。我却当时已惘然，一幅东坡式的达观者心态。

我想说的是，整整七年，我既未瘦下去，也没再胖起来。体重指标和我的JAY式发型一样，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稳定状态。直到时间跨入2019年的门槛，体重的波动才在我心里显示出危险的讯号。它的外在影响是，我时常趁无人时撩起衣角，像同事研究股市一般垂首察看自己肚皮的涨幅。在药房门口看到称重器，两只脚禁不住要迈上去，看到数字在安全线以内，暗自松了一口气。和二十岁出头时的欢欣雀跃不同，此刻我的心态早已不期然地堕落为暗自神伤。这是中年危机的征兆吗？大腹便便，我提醒自己在三十岁到来之前的每一天，都要学习鼹鼠的警觉，时刻与这个构陷男人尊严的语词保持一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

新年近在咫尺，噩梦如鬼缠身。

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1999年，2009年，那时的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它们身后紧接而来的年份生出如此失态的焦虑。我身体里的发条肯定被谁篡改了。我羡慕那些时过境迁还能保持少年心态的人，荷兰诗人阿伦茨便是其一。他孤居一生，没有妻室后代，晚年自渎依然深感罪孽难赎，玷污了面包。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一生中多次被人关进精神病院，50岁出版最后一本诗集后，从楼上一跃而下，归于尘埃。他飞翔的姿势应该很平静，如黑鹰刻在惨白的天上。

“我想的是能与人对话。但这不可能。”这句遗言，平静而绝望。

在遥远的东方，我偶尔会想到他，想到一个人对时间的免疫力。只能远观。每天下班经过的老城站，是个大坝似的建筑物。南北两边，各矗着一座尖耸的钟楼，每次路过都会抬头看一眼。和昨天一样，时针的位置没有任何变化。给你的感觉，好像钟坏了，或者说，时间死掉了。现在想想，圆盘钟真是个好东西，它的指针只提示你一天的圆形轨迹，启程与落幕，而回避了这一天在一年中的具体刻度，以及这一年在你一生中所处的方位。否则的话，我也就未必能慢条斯理地坐下来写这些闲话。

可是，若不坐下来写字自照，我又能干点什么来抵御时间的重重侵蚀呢？活着，无非浪费时间而已。

岁末之时，涂鸦了一个别人看不懂、自己也含糊其辞的东西，叫《日光屠城》。题目摘自两年前某首诗里的句子。朋友眼毒，说心疼我，这么费劲的东西，干吗非要逼自己写呢？确实，能力有限，想说的未说出，说出的又是一片混沌。但有时还是得逼自己一把，否则，在亘古的语言之海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潜多深。

隐约想表达的一个点是，长久以来，少有人意识到，人类沐浴其中的日光其实是一件屠杀利器，我们每一天都死于日光之手。一种被光所包围的事物，要想举证它黑邪的内质，比登天还难。反过来说，凡事总想到事物背后一探究竟的人，也很难在这人世立足。所以板桥先生要说：难得糊涂。看破而不说破，真是个人精子。我却常常是真糊涂，而不知我所以糊涂。

同样的意思，葡萄牙的佩索阿有另一个版本的说法。他说：“作为意识清醒的思想者，作为‘我知我所知’的第二意识层次的思想者，去思考这一切该有多痛苦！”

和板桥先生的狡黠相比，佩索阿说得要更为真挚和悲怆。

这套针对存在面相的注解，也可以挪到时间的领地中。与其张望箭矢般射来的时间仓皇无援，不如忘记它。2019年，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行走，一刻也没闲着。舟山、仙居、嘉兴、苏州、扬州、临安、周庄、奉化……近郊远郊，看山看水也看人。在看的过程中，与时间达成隐秘的和解。在扬州皮市巷，偶然闯入一户人家，不足三十平米的小院落，假山、石塔、盆栽、拱门、鸟笼，各自错落，彼此角力，在艺术化的布景中，院子的空间无形中被拓展了。楼梯口用青砖砌了一道窄门，上方刻了两个大字：步云。方寸之间，有如天地，真是个懂生活的人。

院里没人，我兀自上楼，在阳台上撞见了主人的背影。彼时他正提着水壶专注浇花，听到身后响动竟未转身，背着身和我好一通闲聊。他告诉我，他是瘦西湖三十年的老职工，今年刚退下来，伺候别人的林园多年，现在终于有时间把自己的院子也侍弄一番。那么，楼下的一切就都可以解释了。想想自己，搬入新居三年之久，四壁仍是一片空白。想着弄几幅画挂上去，也终于停留在想一想的层面，未越跬步。后来陪妻子到闻堰一个厂里参加基督教徒的圣诞聚会，散场时每人可领一幅名画复制品，神父递过来的是著名的耶稣《钉刑图》，犹豫了下没要，转身寻了另一幅《最后的晚餐》。是这个名字天然的悲壮感吸引了我。摆在客厅书架上，每日相对，作为一个非教徒在日常困顿中习焉不察的暗自祷告。

行文将罄，再说一件小事。这个夏天的晚上，在周庄，我不小心把眼镜给弄丢了。平常我是不带眼镜的，只在远行时架到鼻梁上，一是方便开车，二是想仔细地瞧一瞧这外面世界的模样。那晚停好车，走到旅馆楼下时，忽然察觉眼镜不在眼睛面前了。即刻返身去找，沿着走过的街道，逗留过的店铺，一寸一寸地俯首细寻，一边找一边自语：怎么就没了呢？怎么眼镜掉了竟毫无察觉？找了一个小时，终于落空，长叹一声。可落空的又是什么呢？对于一个从不依赖眼镜的近视者来说，世界还是我之前所感知的样子，迷迷蒙蒙，不知方圆。第二天，又配了一副新的。瞬间，周遭通透，感觉世界重回了眼睛。可，天生眼拙之人，配件再雪亮，又能看出什么新的端倪呢？

于是就笑自己。还是没有板桥先生的境界，他要是丢了眼镜，估计打死也不会再去配的。

作者简介：谢宝光，1990年生于江西南康。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散文》《美文》《野草》《西部》《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并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曾获三毛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2021年度江西优秀散文奖。现居杭州，供职于媒体。